序言与凡例

凡例

1一、本书根据台湾远流出版公司柏杨版《资治通鉴》二〇〇五年八月第二版出版。

2二、本书在编辑过程中，对原书中部分内容作了下列技术处理：

31．人名统一。如「公孙痤、公叔痤」正为「公叔痤」；「魏遬、魏遫」正为「魏遬」。

42．地名校正。如「巫郡（四川省巫县）」正为「巫郡（重庆市巫山县）」；「武关（陕西省商南县东南）」正为「武关（陕西省丹凤县东南）」；「白马津（河南省浚县）」正为「白马津（河南省滑县）」。

53．汉语拼音校正。如「单于，音dānyú［丹愉］」正为「单于，音chányú［禅愉］」；「月氏（音yuèshì［悦世］）」正为「月氏（音yuèzhī［悦支］）」。

64．译名统一和校正。如「伊庇鲁士国王皮洛斯」正为「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」；「塞琉卡斯王国」正为「塞琉西王国」。

75．计量单位中的「公里、公分」均改为法定计量单位「千米、厘米」。

86．年代表述。如「一九三〇年代后期」正为「二十世纪三〇年代后期」；「前四世纪〇〇——二〇年代」正为「前四世纪最初十年—二〇年代」。

97．对原地图作了部分修改，如海岸线——用实线表示古海岸线，细虚线表示今海岸线。

108．对原文中「中华」、「中国」、「蛮族」等表述作了适当修改，如涉及汉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文中，原文「中国」改为「汉朝」。

119．还有个别其他方面的改动，不再一一列出。柏杨先生对于许多史实的评论，表示他个人独立的见解，我们尽量保持原貌，见仁见智，读者诸君自能明鉴。

《柏杨版资治通鉴》再版序

12「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」，这是我打从出生（一九二〇年？月？日）活到今天八十六岁，才领悟过来的话。

13我的第二次出生——我一生有好几次惊涛骇浪、死去活来的经验——我自认第二次出生是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，因文字贾祸，被捉进牢的这一天。直到一九七七年，坐足九年又二十六天，获释出狱。

14许多人问我为什么选择入狱的那一天作为第二次的生日，理由很多，仅仅以《柏杨版资治通鉴》今年（二〇〇六年）在北岳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并与大陆读者见面一事来说，不但要归功于牢狱之灾，也使我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新的起点。因为如果没有这场牢狱，我无论怎么摇笔杆，充其量也就像近日病危、闻名于世的美国包可华（Art Buchwald），只是个写幽默杂文的专栏作家。坐牢九年又二十六天，使我潜心读史，开始我对中国绵长历史的爬梳工作，也建立我自己对传统中国历史观点的批驳。我选择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作为我第二次的出生，理由岂不已足够？提携我最多的至友、更是我的良师的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就曾说：「……若不是蒋关他个十年，他那派花言巧语还能说多久？……」（一九九九年，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办的「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」，唐德刚教授是主题演讲者。）唐教授这番话，实在是我一生的点题之笔。他甚至嘉许我这本《柏杨版资治通鉴》说：「柏杨，柏杨，这就是你在文化转型史上的牌位！」至友与良师这番话，我万分不敢当，但感激与惕励之心，确是我人生舞台中不绝于耳的支持与鼓掌。

15语言是思想网络上的坐标。把距今九百余年所完成的《资治通鉴》（公元一〇六七年，宋王朝第六任皇帝赵顼赐序给《资治通鉴》的作者司马光），我用我们这一代的语言——现代语文，把公元前四〇三年年年年到公元九五九年，长达一千三百六十几年的中国历史，重述一遍给读者听，除了语言的演化之外，我当然不能保持封建时代的思想价值标准。新的时代当然有新的坐标，所以在「臣光曰」之余，我有我的「柏杨曰」。这是我这一套译书一个很「自以为是」的特点。

16今天我们进入信息发达的计算机时代，我们的社会也由绝对的单一信仰，进入到开放多元的时代。语言结构、思想形态、价值观念、思维逻辑等等演化的速度，比过去要更快速。今天年轻的一代，在计算机的使用中不但出现新的语言，甚至发展出图像文字。在有变、有常的生命长河里，我相信历史是我们人类文化累积的资产，属于恒常不变的湍湍长流，语言文字表达却会随着时代而演变。我相信将来会有不同版本的《资治通鉴》出现，更有不同人物的史观评价，补充「臣光曰」和「柏杨曰」。

17出版前夕，想到我自己一生的转折，祸与福相倚的吊诡，就要抛开目前流行的短线操作，而学用历史深邃的眼光来看待世事，《资治通鉴》正是一本宝典。

18柏杨

19二〇〇六年六月一日于台北新店

柏杨序

20我一直抱着把《资治通鉴》译成现代语文的心愿，而今得以实现，非常兴奋。因为，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，事实上只有两部史籍，才是最有价值的著作，一是司马迁先生的《史记》，另一就是司马光先生的这部《资治通鉴》。

21司马光在十一世纪宋王朝时，领导保守党（旧党），跟以王安石为首的革新党（新党）对抗，双方都曾一度失势。就在保守党一度失势期间，司马光先生完成这部巨著。

22《资治通鉴》本是一部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久的《中国中古时代编年史》，包括中国历史上最混乱和最苦难的四个时代：

23战国时代　　　前四八〇年—前二二一年

24三国时代　　　二二〇年—二八〇年

25大分裂时代　　二八一年—五八九年

26小分裂时代　　九〇七年—九五九年

27司马光以无比的魄力和高瞻远瞩，而他的编辑群更都是知识渊博的史学专家，所以能使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紊乱如麻的史迹，得以条理分明的呈现于世。连同编年史的始祖《春秋》在内，中国还没有出现比它更明晰更精确的史籍。

28因为作者的保守立场，有人曾怀疑《资治通鉴》是不是值得尊敬，更有人把《资治通鉴》比作为「驯服术」，指控它专供统治阶层之用。然而伟大的文化产品，功能是多方面的，史观可能无法使每一个人同意，但史料却是严肃的，司马光已为我们留下宝藏。何况，司马光处理史料时，只把他的主观见解表现在〈司马光曰〉篇幅中。假使没有司马光先生，史料失散，即令今天的专业历史学者，具备司马光当时所具备的条件，也无能为力。

29宋王朝六任帝赵顼把它命名为《资治通鉴》，实是佛头着粪之举，使一部史书，变成一部政治学问——帝王的镜子。但我们却感谢他的命名和他所写的那篇序文，那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和最传奇的一篇序文。当革新党当权，下令查禁《资治通鉴》时，有人警告说，那将是向皇帝挑战，才惶然而止。不过，虽然它自认为和被认为是帝王的镜子，事实上，却很少帝王从这面镜子中获益。明王朝皇帝每天清晨，都要研读它，但明王朝的皇帝群，却一蟹不如一蟹。盖权力固可使人发疯，权力同时也可使人愚不可及，以致看不见镜子，或虽看见镜子，却觉得镜子里的丑陋映象，原来美如天仙。所以，《资治通鉴》与其说是帝王的镜子，毋宁说是人民的镜子。通过《资治通鉴》，可看出我们所处的历史位置和面对的祸福命运，也可看出统治阶层的心态和行事轨迹，用来作为对他们的评鉴标准。好比说，从王朝的嬗递、革命的频起，我们至少了解，中国政治思想中，没有民主思想。人民最奢侈的盼望，不过出现圣君贤相。而如何出现圣君贤相，传统的方法，是依靠他们的自我克制——品德。这就遇到困难，盖只有另一个权力制衡，才能使人循规蹈矩。品德绝不可恃，因为，权力可以败坏品德。可恃的只有民主制度，偏偏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，都缺少这种思想作为最高指导原则，以致一直在循环砍杀，不能遏止。

30我们并不认为民主是万能灵丹，文化和传统不是一棵大树，而是一条大河，政治的和军事的力量，都无法把它拦腰斩断。《资治通鉴》上各式各样行为模子，迄今仍然不断的浇出同类的产品。不细读《资治通鉴》，要想了解中国，了解中国人，了解中国政治，以及展望中国前途，根本不可能。

31《资治通鉴》原本用的是十一世纪知识分子使用的文言文，对二十世纪以降的现代人讲起来，已显得过度生涩艰深。从前，人们生活内容单纯，知识分子可以把全部生命，投入经史。而今社会节奏快得像一列狂奔的火车，人们连翻查工具的时间，都付缺如。假使再没有现代语文本问世，价值连城的《资治通鉴》，将有尘封的厄运。

32翻译上最大的困难约有三点：一是地名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勇于更改地名的民族，古地何在？好像都在云端。二是官名，历代官职名称，奇异怪诞，往往匪夷所思。三是时间，「年」不写「年」，而写「著雍摄提格」，「日」不写「日」，而写「甲子乙丑」。我们的方案是：地名仍用古地名，夹注今地名，而另行绘制地图，越详细越好，使历史人物，生活在实际舞台之上。官名则全用现代人所了解的称谓，夹注原称，盖必须如此，才能确知他的权力关系。至于「年」，我们使用公元。只有公元才可显现时间距离，不但不再沾惹「著雍摄提格」，连年号也作为配件，摆脱争执最烈的「正朔」困扰。至于「日」，我们使用数字，摆脱「甲子乙丑」。我们自誓是，不但忠于原文，要译出一部可以代替古文的《资治通鉴》，还要发挥神韵，使它简单清楚，不依靠任何工具书，都可畅读。

33翻译工作直到今年（一九八三），才获实现。因为远流出版公司在《牛津大字典》的澳洲版上，得到启示。澳洲购买了该字典的文字版权后，因为分量太多，成本太昂，就分期发行，每月出版一册——即一个字母，以两年余的时间，全部出齐。这是一项大胆的尝试，并幸运的获得空前成功。虽然有人担心中文读者会不会有英文读者的企图心，但我们具有信心。决定也每月出版一册，以三年为暂定时限，全部完成。我不敢保证译文没有差错。但我却敢保证，决不是把「曰」译成「说」的白话文。

34这篇序文写于第一册完稿之后，在翻译过程中，发现把死文字变成活文字，而又要保存死文字的原意，有时比新的创作，还要困难。而文言文最大的特征是，没有主词，往往前言不照后语，前言在东，后语忽然在西，难以连贯。典故堆砌，意义更容易混淆。以及地名今注，官名今译，全都费尽思考。几乎每一行都有一个地雷，不清除便不能前进一步。而彻底解决，时间又不允许——有些问题可能要聚讼累年。但我仍继续下去，孜孜不息，竭尽全力。

35是为序。

36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五日于台北

柏杨再序

37一九八三年七月，《柏杨版资治通鉴》第一册开始问世时，曾经写一篇「序」。而今，一九九三年三月，当七十二册平装本，改成三十六册精装本发行时，再提笔写这篇「再序」。二「序」之间的距离，在书本上不过只差一页，但在时间上却差十年。

38这十年对全世界而言，是一场巨变。执笔之初电脑还是一个神话，于写到尾声时，它已完全进入人们生活。而在台湾，执笔之初对警备司令部和调查局，还心存惊恐，于写到尾声时，人们已开始拥有真正的言论自由。巨变影响面之大和影响程度之深，过去从没有过。在发生之前，也从没有人认为它会发生。

39直接影响翻译工作的是：执笔之初台湾海峡还不能逾越，于写到尾声时，两岸已交流频繁。执笔之初我们所用的还是四十年前的老地图，于写到尾声时，已可公开使用大陆地名。以致，我们的后续工作，比其他巨著的后续工作，加倍复杂。

40翻译是一种细胞复活工程，假如一个字就是一个细胞的话，我们终于看到《资治通鉴》所有细胞都已再生，再生的时间，恰恰十年，现在，我们终于完成，诚惶诚恐，呈献在爱护和信赖我们的读者先生之前。

41一九九三年三月七日于台北

宋神宗赵顼序

42我知道，高级知识分子差不多都熟悉前代所发生的事情，用以砥砺品德。所以他们才心理健康，神采四射，每天向前进步。《书经》说：「君王应该不断学习，时刻不停地全神贯注。」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春秋》，每部书都在说明得失的轨迹，保护无偏无私的正规法则，使后世从记载中得到教训和警惕。西汉王朝司马迁，整理皇家祖庙石室里的书籍和皇家库房金柜里的文件，再根据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，广为收集，精密选择，网罗历史上的故事佚闻，再加以考正，笔触奔腾于上下数千年之间。最早起于黄帝王朝第一任君王姬轩辕（前二六九八年）最晚至于刘彻（西汉王朝七任帝）发现麒麟（前一二二年。共二千五百七十六年）。内容分成「纪」、「表」、「世家」、「书」、「传」五个单元，遂成为定型，后世史学家跳不出他所创立的模式。司马迁主要的优点，在于是非判断，都不违背圣人的标准，赞扬和谴责，也都十分中肯。毫无疑义的，他是一位优良的史学家。

43我父亲（宋王朝五任帝赵宗实）一向重视古籍，留意图册，虽然每天处理千万国家事务，但一有空暇，仍沉湎阅读。曾经委托龙图阁常设皇家文学侍从官（龙图阁直学士）司马光，研究历代君王和官员们的事绩，就近向秘阁御用图书馆，搜集资料，由政府供应全部经费。起自公元前四〇三年年年年，讫于公元后九五九年。司马光的意思是，周王朝日益凌替，皇族衰弱，法令规章和军事行动，都操在封国国君之手。十三任王（平王）姬宜臼把首都自镐京（陕西省西安市西）东迁到洛阳，齐、楚、秦、晋，诸封国才开始强大。姜小白、姬重耳，先后成为霸主，但仍尊重周王朝的国王，用以号令天下。可是，到了三十八任国王（威烈王）姬午，下令擢升封国的高级官员（陪臣）韩、赵、魏三家，当封国国君（诸侯），周王朝虽未灭亡，纲纪却已全毁。司马光决定从发生这一件事的那一年开始，也正是古人著书立说，从某一事件起笔的原意。至于书中引用圣君贤相们讨论国家大事和治理之道的精辟言论，道德的或刑罚的善恶制度，神明的和人世的之间的关系，吉祥的和灾难的根源，威信盛衰的基础，行政措施利与害的影响，将领们的战略，官吏们的施政方案，严格的分析它们是邪恶？还是公正？是长久之计？还是只顾眼前？不仅于此而已，连词藻美丽的文章，含理至深的议论，也都一一收集。历经十六个王朝，凡二百九十四卷。把它展开在明窗净几之上，立刻可以了然古今的演变历程。广博而扼要，简洁而不遗漏。更是一种典章制度的总汇、文章词藻的选辑。荀况曾说过：「你如果想看圣人的做人行事，应该在后代的英明君王身上寻找。」像西汉王朝的刘恒（五任帝）、刘询（十任帝），唐王朝的李世民（二任帝），都是孔丘所说的，无可挑剔的人物。其他的英明君王，或有诚挚的爱心，或有忠孝的感召，或者知人善任，或者勤俭谨慎，也都得到圣贤们的部分优点。孟轲说我对于姬发（周王朝一任王）、姬诵（周王朝二任王），只赞扬他们两三件事而已。”至于有的荒谬狂悖，我们可从他看到前车之鉴。有的恶毒奸诈，可从其中得到反省和启示。《诗经》说：「商王朝子孙，应以夏王朝的覆亡，作为借镜，不必远求。」所以，我特地为这部书取名《资治通鉴》，显示我的盼望。

44治平四年（一〇六七年）十月初，皇上召大臣讲课，我奉到圣旨，宣读《资治通鉴》。该月九日，臣司马光第一次进读，皇上把御制的序文，当面赐下，吩咐「等全书完成时加进去。」[[1]](#ftn_1)

45【注释】

46[[1]](#ftnref_1)　柏杨注：后一段是司马光先生注。

司马光进呈《资治通鉴》表

47臣司马光言：

48先前，接奉圣旨，要我编纂历代君臣事迹。不久，再接奉圣旨，赐名《资治通鉴》。现在，全书已完全定稿。我性情愚昧而且鲁莽，学术更是荒疏，所做的事，都在别人之下。惟独对于历史，心有所爱，从幼到老，嗜好不倦。深深地感觉到，自从司马迁、班固以来，史籍越来越多，普通人有的是时间，还读不完，更何况高高在上的君王，日理万机，哪有闲暇？我常怀一种抱负，打算加以整理，删除多余的废话，摘取其中的精华，专门收集有关国家兴衰，人民悲欢，善可以为法，恶可以为戒的政治行为，编著一部编年史。使先后顺序，明确呈现，内容篇幅，繁简适当。只因为私人力量单薄，无法着手。幸而遇到英宗皇帝（宋王朝五任帝赵宗实），聪明睿智，关心文化推展，想了解古时政事，借此作为制定国家大计方针的根据。特地下令，教我着手编纂。往日的愿望，忽然可以发挥，欢欣鼓舞，不能自已。惟一恐惧的是，才疏学浅，难以胜任。先帝（五任帝赵宗实）又命我自己物色任用助手，在崇文院内，设立编辑局，准许向龙图阁御、天章阁「三馆」（昭文馆、集贤馆、国史馆），以及秘阁等图书馆，借用图书。并发给御用的笔墨纸砚，更特别犒赏，购买水果点心。并指定宦官充当联络官，直接可以奏报先帝（五任帝赵宗实）。受恩之深，受宠之隆，近代从来没有。不幸书还没有进呈，先帝（五任帝赵宗实）竟行去世。陛下（六任帝赵顼）继位大统，也继承遗志，颁赐序文，亲为本书命名。御前讲座时，也常命我宣读。我虽然愚昧，但受到两任皇上如此厚待，即令杀身枭首，也不能报答万一。只要能力够用，岂敢有丝毫惰怠？那时，政府派我代理永兴（陕西省西安市）战区司令官（知永兴军），因身体衰弱，又患病未痊，不能从事繁重工作，请求改调其他官职。陛下（六任帝赵顼）顾念下情，答应我的请求，命我担任西京（河南省洛阳市）留守政府监察总监（判西京留司御史台），兼任西京嵩山崇福宫管理官（提举西京高山崇福宫）。前后六次调动职务，都准允编辑局跟我一同迁移。并且只发经费，从不规定按时缴出成绩。我既没有其他重大事务，就投入全部精力，精细研究，竭尽心力。白天不够使用，继之以黑夜。不但选录正史，还从旁采及野史（小说）、书信和文件，堆积得好像大海。我们在最隐密处发掘历史真相，对每一个字都校正它是否错误。上起战国，下至五代，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，共二百九十四卷。另外，再编索引，以年月为纵的轨迹，以事件为横的叙述，便于读者查考，命名《目录》，凡三十卷。再另外，参考各种图书，考证它们的异同，说明真伪，再成《考异》三十卷。——总共三百五十四卷。回溯过去，自本世纪（十一世纪）六〇年代开始着手，到今天才算完成，悠悠岁月，中间受到政局影响，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能够平安，负罪至重，不容逃避。

49臣司马光，诚惶诚恐，顿首顿首。敬请陛下（六任帝赵顼）垂念我远离中央，已十有五年，虽然身在外地，但区区之心，无论早上或黄昏，无论清醒或睡梦，何尝不在陛下左右。只以天性拙笨，无从效力，是以专门从事文字工作，报答皇恩，只求点滴之水和微粒之尘，以增加大海之深和大山之高。我现在骨骸憔悴，双目近视，牙齿几乎全部脱落，精神耗损枯竭。眼前办的事，一转身就都忘掉，残余精力，在此书上全部耗尽。敬请陛下（六任帝赵项）宽恕我因妄自著作而应诛杀的重罪，俯察我一念之忠，在清闲休息的时候，顺手翻阅。参考前代王朝的兴衰，考查当今政治措施的得失，嘉奖善良，排除罪恶，坚持正义，改正错误，就足可以追踪古代的盛世，使国家迈入以前从没有过的太平境界。四海之内的苍生，都蒙受到福祉。那么，我虽葬身黄泉之下，平生志愿也已得到回报。

50谨上奏章，请鉴。臣司马光诚惶诚恐，顿首顿首，谨言。

51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、太中大夫、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、上柱国、河内郡开国公、食邑二千六百户、实封一千户。臣司马光上表。

52元丰七年（一〇八四）年十一月进呈

53检阅文字承事郎臣　司马康

54同修奉议郎臣　范祖禹

55同修秘书丞臣　刘　恕

56同修尚书屯田员外郎充集贤校理臣　刘　放

57编集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臣　司马光

58宋王朝皇帝（六任帝神宗赵顼）奖谕诏书

59圣旨：司马光编纂《资治通鉴》完成。史学荒废的时间太久，记载没有法则，议论不能明白，怎么能发挥惩恶劝善的长久功效？你博学多闻，贯穿古今，上自周王朝末期，下到五代时代，整理收集，成为独创一格的巨著，无论赞扬或谴责，都有正确的根据。我阅读之后，深为感叹。现在，赏赐你银两、绸缎、衣裳、玉带、鞍辔齐全的骏马，名单写在另一张纸上，你可前往领取。用以奖励，应当知悉。冬天寒冷，你要保重。体会我意，很多事未能一一道及。十五日。

60元丰八年（一〇八五年）九月十七日，准国务院（尚书省）便函。奉圣旨，重行校定。

61元祐（一〇八六年）十月十四日，奉圣旨：发交杭州刻版。